10月30日,英國駐滬副總領事傅伯詩到訪溫州。與以往的外事會談不同,傅伯詩更關注溫州大手筆的環(huán)境綜合治理商機。也就在8天前,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宣布,該市啟動千億“美麗浙南水鄉(xiāng)”建設,動員全市上下打好治水攻堅戰(zhàn)。
如今,水網密布的江南水鄉(xiāng),正面臨河道污染、消失之苦,“治水”儼然成為政府推動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突破口。
然而,自古治水就是難事。國家水重大專項湖泊主題專家組成員、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鄭正昨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,不僅溫州,包括全國都在加大力度治水,且都花了很多錢,口號也很響亮。但從實際效果看,從南到北很難找到非常理想的、能作為示范榜樣的案例。
溫州能否實現(xiàn)美麗“浙南水鄉(xiāng)”愿景,由此成為全國環(huán)保呼聲下“治水樣本”的新期待。
環(huán)保局長,要敢下河游泳
去年5月,時任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調研城市污水處理時說:“檢驗溫瑞塘河治污成效,不以部門報上來的數據為準,要以環(huán)保局長和公用集團董事長帶頭下河游泳作為河水治理好的標準。”
于是,“邀請環(huán)保局長下河游泳”成為普遍民意,“尋找可以游泳的河”更是成為大眾愿望,也引起了全國各界的高度關注。
自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,由于生活、工業(yè)、農業(yè)等污水長期大量直排入河,溫州河道水質日益惡化。據溫州市環(huán)保局發(fā)布的數據,2000年“母親河”溫瑞塘河水質滿足四類水要求的河段長度僅占15%,五類及劣五類河段占85%。
事實上,溫瑞塘河綜合整治從2000年就已開始,10年來投資不小,效果卻讓急切盼望環(huán)境改善的民眾不大滿意。
近日,溫州市水利局副局長王振勇對本報表示,溫州主要河道這幾年比之前要好很多,現(xiàn)在的“黑臭河”主要集中在農村及城市河灣支流。
鄭正則說,浙南經濟高度發(fā)達,中小企業(yè)數量多,污染排放超過環(huán)境承受程度,“如果污染少一點,發(fā)達的浙南水系不至于到今天這個程度!
事實上,河道、大氣、霧霾等污染,已成為全國環(huán)境治理的頑疾,浙江省也同樣有此“煩惱”。
今年9月,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在《光明日報》撰文表示,作為江南水鄉(xiāng),老百姓難找到可游泳的河,平原水網地帶吃水困難。這些由污染造成的水質性缺水,根子在于經濟傳統(tǒng)粗放增長模式,是浙江經濟發(fā)展中遇到的“煩惱”。從調研情況看,這些“煩惱”已經涉及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,并對浙江經濟社會發(fā)展產生了一定的困擾。
目前,浙江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質量總體上居于全國前列,這主要體現(xiàn)于“七分山”。然而,“一分水”環(huán)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。2012年全省仍有32個省控地表水斷面為劣五類,31.7%的斷面達不到功能區(qū)要求。其中,最大污染源是低層次產業(yè)造成的工業(yè)污染,特別是一些產業(yè)“低小散亂”的情況比較普遍,生產工藝落后,污染防治不力,極易引發(fā)環(huán)境問題。
領導政績,掛鉤水鄉(xiāng)建設
10月22日,出任溫州市委書記還不到4個月的陳一新,在全市“美麗浙南水鄉(xiāng)”建設動員大會上提出,力爭通過8年時間努力,使全市水污染得到根本遏制,水環(huán)境得到明顯改善,到2020年基本建成美麗浙南水鄉(xiāng)。
“‘浙南水鄉(xiāng)’是江南水鄉(xiāng)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溫州水系密布程度在全國居前。”王振勇說,在2015年之前,全市要全部完成1140億元的水利投資!霸瓉硭、住建、環(huán)保等部門各自行動,現(xiàn)在不行了!彼硎荆窈鬁刂菀ㄔO10個集湖泊、濕地、公園為一體的萬畝蓄洪防澇工程。同時,溫州還在謀劃建設甌江引水樞紐工程。
陳一新還提出,把水鄉(xiāng)建設列入市里對各地各部門考績內容,并把考核結果與領導政績、部門業(yè)績相掛鉤。
對此,王振勇認為,除國家對溫州水利投入不足外,溫州領導持續(xù)治水耐心不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。“與城市開發(fā)建成不同,水利、環(huán)保、市政工程見效慢,這次陳書記提出了‘功成不必在我’的治水理念,這就是一個科學的政績觀。”
“水治理考量干部政績觀。”夏寶龍在撰文中表示,當前,加強環(huán)境保護已經成為全省上下的共識。但在調研中他也感受到,少數領導干部和基層同志對以治水促轉型心存顧慮,有的擔心整治落后產能、調整產業(yè)結構力度太大,會影響GDP,會影響發(fā)展速度,面子上過不去;有的覺得治水是潛績,要醫(yī)好水污染這個“慢性病”,需要投入大量人力、精力、財力,短時間內很難見到成效,“吃力不討好”。
夏寶龍對此表示,這些思想顧慮道出了治水的艱難,反映了少數干部政績觀存在的偏差,也對干部政績考核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明年起,浙江將在全省范圍內推行“河長制”,以史上最嚴格的管理制度治水,省領導或親自擔任重點河流的“河長”!昂娱L制”由江蘇省無錫市首創(chuàng),它在2007年太湖藍藻暴發(fā)后倒逼而出。
盡管無錫、南京、深圳等多地都曾采取“河長制”這一管理模式將治水職責落實到人,但在實際操作中也發(fā)現(xiàn)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。一些業(yè)內人士稱,“河長制”是依靠個人的權威以及在其基礎上的強有力的行政操作,可能在短期內帶來暫時的效益,但更多的還是應急、應景之舉。
廣東經驗,最怕政府灰心
往水里砸下真金白銀的不止溫州。廣州此前就以“一天往河里砸下一個億”的舉動引起世人矚目。
在2010年亞運會來臨之際,廣州發(fā)起了一場空前的治水工程。2008年,廣州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是622億元,但在治水方面的投入將近500億元,時任廣州市市長的張廣寧說,廣州在治水上要“舉全市之力”。
然而亞運期間的重金治水卻并未見取得長遠的效果。亞運會過后三年,廣州市環(huán)保局今年6月13日首次在網上公布的數據顯示,在廣州市50條河涌中,有39條河涌水質為劣五類。
究其原因,華南理工大學環(huán)境與能源學院副教授潘偉(財苑)斌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,面對幾十年積累的嚴重污染,在短期內實施高強度、大規(guī)模的治水工作,使得亞運治水面臨著相關科學技術與工程技術儲備不充分、工程與管理經驗不足等短板。
對于溫州的千億治水,廣東中大環(huán)?萍纪顿Y有限公司秘書長肖飛認為,大投入并不一定能帶來大產出。前提是要搞清楚地方水污染的實際情況,對癥下藥。治水是一個系統(tǒng)性的工程,首先源頭要得到治理,然后城市管理也要相應跟上。
由于治水的復雜性,地方政府往往在看不到效果后容易灰心喪氣,治理回到原點。肖飛認為,在治理中,除了做好管網建設、截污等基礎工作,最好找?guī)讉市民關注的熱點區(qū)域進行突破。讓市民看到效果,才能為地方治水提供良好的輿論環(huán)境和信心。
“最怕政府雷聲大雨點小。”肖飛說,其實深圳在治水上的投入早已超過千億,但是搞了一段時間后沒效果,政府就灰心了。他認為,不能完全依賴政府投資,要把民間資本引進來。尤其是在溫州這種民間資本發(fā)達的地方,更加應該發(fā)揮民間資本的作用。他認為完全依靠政府投資的模式不可持續(xù),比如之前廣州投了一段時間之后,沒錢就只能減少投入。
全國困境,河道大量消失
上個月,今年第23號臺風“菲特”襲擊浙江,讓浙江多地飽受洪澇災害之苦,尤其是余姚遭遇大水蔓城、三天不退現(xiàn)象。鄭正說,這次余姚大水,除了臺風“雨大”客觀因素外,河道水系的完整性遭到破壞,也放大了自然災害效應。
據余姚市調查統(tǒng)計,1984年~2008年底,該市鄉(xiāng)鎮(zhèn)河道水域面積減少6.75平方公里,折合10125畝,每年減少440畝。城區(qū)河道水面率也在大幅下降,如江東區(qū)的水面率已經從原來的8%下降到現(xiàn)在的2.8%,原有的不少河道已經被填埋,對河網水系格局和江南水鄉(xiāng)風貌等都有影響。
權威人士透露,寧波從1927年到1992年已經填了32條河,1992年之后還填了多少條河則不得而知。在溫州,現(xiàn)在河道擁有量只占建國初期的15%,這意味著85%的河道已經消失。鄭正說,全國很多城市市區(qū),超過50%,有的80%以上的水面已經消失,“這是非常驚心動魄的,意味著相應的調蓄能力沒了。”
在城市,河道猶如人的“血脈”,一旦消失或碎片化,就容易“供血不暢”引發(fā)城市“疾病”。
鄭正說,如武漢有“千湖之城”的美譽,然而最近30年,該市市區(qū)水面面積消失了80%,消失了200多平方公里,占城區(qū)面積的20%以上。在南京,半個世紀下來,該市城區(qū)的水面消失了90%,無錫、蘇州、常州都分別消失了一半以上。在北京,去年、今年連續(xù)大水,一查發(fā)現(xiàn)原來河道被填平后蓋了房子。
據媒體報道,今年3月份,水利部、國家統(tǒng)計局發(fā)布的《第一次全國水利普查公報》顯示,中國流域面積在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僅有2.3萬條,比此前長期沿用的5萬多條的統(tǒng)計減少了一半以上。
“河道水循環(huán)打通,即便遇到大雨暴雨,那么消退時間就會縮短,災害影響就會減輕!编嵳f。事實上,以前多為人工開鑿的河道,如今在承擔內河交通工具出行的同時,更多承擔著蓄洪排澇、美化城市的功能。
鄭正說,“治水”與水污染處理、河道水循環(huán)兩者有緊密關系。他認為,經濟發(fā)展模式不改變,污染排放量就很難迅速降下來,這是治水很難解決的主要癥結。同時,近半個世紀以來,水系完整性遭到嚴重破壞,對水的調蓄能力大大降低,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,短時間完全修復比較困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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